原标题：《太平年》创作中的“道”与“术” 编者按：历史剧《太平年》在多个平台播出，引发观剧热潮。在前不久进行的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选中，该剧斩获5项大奖。本报约请《太平年》导演、民盟盟员杨磊撰文，分享该剧创作中的“道”与“术”。 《太平年》海报。 “CCTV电视剧”微信公号 历史剧在中国影视的谱系中，承担着传递历史认知、接续民族记忆、塑造文化认同的责任。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的混乱性与史料记叙的复杂性成为我们创作团队梳理历史脉络、进行影视改编的难度。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如何讲述这段历史，本身就是一次严肃的文化选择。 先立史观，再谈创作的思路，正是《太平年》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五代十国，六十年间，八姓十四帝，兵戈不息，礼崩乐坏。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被讲述，不是因为它足够猎奇，而是当一切秩序崩塌，当生存成为唯一法则，人还剩下什么？而《太平年》所追问的，正是一群人在深渊之中如何仰望天亮，用自己的脊梁撑开一道裂隙，让阳光重新照进这片土地。“太平”二字，是这部作品的历史表达。 在《太平年》的创作中，我总结了用“道”与“术”来创作的方法。我们做剧，会用“术”来撬动情绪，让观众兴奋、激动，这是基本功，但中国人内心里是有“道”的。如果“术”大于“道”，越走越偏，最后会变成一种心魔，但如果在“术”中加了“道”，而且“道”要大于“术”，那么“术”就会为“道”服务。 《太平年》的“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安宁的朴素信仰，是“民为邦本”的政治理想如何在最黑暗的年代被一群人抱在怀里、不让它熄灭。当“道”确立之后，所有的人物命运、情节设计都围绕它展开——无论科幻还是历史，先找到那个足以支撑一切的思想内核，故事才有了真正的灵魂。从《三体》思考文明存续的宏大命题，到《太平年》追问乱世何以转向太平，我们始终坚持用影像回应那些超越个体命运的时代命题。任何伟大的现实主义创作，最终都必须回应当下的现实问题。虽然我们活在和平年代，但战争和乱世并没有消失，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对于“居安思危”的现实关切，以及当下和平来之不易的珍惜，促成了剧集对“太平”二字的深层注解。 《太平年》站在历史的角度向当代社会发出“珍惜太平”的呼吁。我希望观众能理解“太平”不是历史的馈赠，而是需要一代代人主动选择、艰难背负的责任。当我们理解了剧中那些历史人物的选择，才会更明白和平的可贵，珍惜当下。 历史剧创作是严谨考据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艺术，《太平年》既非戏说历史的虚无，也拒绝教条刻板还原，而是一次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创作实践。在基本史实与艺术创作的辩证中，我们的创作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而艺术的想象主要用于填补史书中的“留白”，比如人物关系与情感的编织与强化，将离散的史实转化为连贯的情感命运。我们的艺术想象填补的，是历史中“人”的温度。对于“历史文本”与“史料缝隙”之间的艺术化处理，既保证了遵循历史事实的前提，又为凸显影视剧核心主题、增强戏剧张力提供了空间，使“历史的文本性”过渡转向“艺术真实性”。《太平年》回归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民本思想”。冯道的“忠于苍生而非一姓”，钱弘俶的“纳土归宋为保百姓”，赵匡胤为避免战乱“杯酒释兵权”，这些叙事逻辑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其价值观也早已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对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更能够让中国观众产生深层的文化共鸣。 历史剧的职责，归根结底是让文艺成为时代的镜子。它照见过去，更照见当下。在特效、流量、算法日益精进的今天，我们更须警惕“术”大于“道”的偏失。无论技术如何迭代，潮流如何转向，“道”先于“术”的创作自觉，始终是中国影视走向更辽阔天地的精神底座。未来，我依然愿意做这样正确且有意义的事，用影像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让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历史的重量，也映照出我们对当下与未来的责任。 □杨磊（作者系民盟盟员、 电视剧《太平年》导演）（读者 杨磊）